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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34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的重頭戲之一，《錦繡中華 魅力西南音樂會》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歌劇廳的獻演可以說是空前成功的。整場音樂會如同一個“非遺聚寶盆”，來自彝族、侗族、苗族、土傢族、藏族等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演員，通過民歌演唱、器樂表演，集中展現瞭我國西南地區獨特的音樂文化和民族風情。從開場穿著華麗的本民族服裝的主持人叮叮當當地款款上臺，到結束時從雲南飛出、紮根上海的“百靈鳥”楊學進以一曲《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唱得臺上臺下賓主盡歡，整場演出高潮迭起，掌聲不斷，讓在場的音樂人和市民都覺得意猶未盡。好消息是，從今年開始，《錦繡中華音樂會》將成為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的全新板塊，每屆都將嘗試與一個新的區域合作，全面展示中華大地異彩紛呈的多元文化，共同唱響彰顯民族文化自信的華美樂章。
對於今年已經34歲的“上海之春”能夠如此積極補充新鮮血液，始終保持銳意進取，如今已是上海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教授的楊學進表示十分欣喜。在後臺的化妝間裡，雖然被發卷和圍裙弄得束手束腳，談起當年剛來上海時民樂界的生機勃勃，楊學進還是忍不住眉飛色舞。“那時候民族音樂可受歡迎瞭，我們經常有市裡和市外的演出任務，我記得那時候和閔惠芬老師，一周要坐大巴在上海周邊跑上好幾個回合，辛苦但是特別開心。”在楊學進看來，故鄉雲南和上海兩地人民的情誼尤其深厚，“當年雲南接納瞭大量的上海知青，而這些人甚至他們的下一代也是把雲南當做第二故鄉的，直到今天也是這樣，雲南民樂界知名的音樂人裡有四分之三都是上海或者說上音培養的。”然而無須諱言，隨著上海邁入國際化大都市的步伐，全球化對藝術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如今的年輕人大多熱愛流行音樂、對歐美的歌星和歌曲如數傢珍，對民族音樂特別是少數民族音樂的關註度卻愈加式微，對此，身為彝族歌唱傢的楊學進心裡不是沒有波瀾的。“所以今天能參加這臺音樂會我感到義不容辭。”楊學進特別誠懇地說，“能在‘上海之春’的平臺上推出這樣的音樂會意義深遠。我們不應該隻把視線停留在國外，更應關註一些根植於我們祖國文化土壤的音樂文化，欣賞音樂人所孜孜不倦追求、創作的聲音。這才更能體現上海這座城市的多元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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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是一種血液裡的基因”
正如楊學進所言，“上海之春”此次舉辦的“魅力西南”音樂會，除瞭延續歷屆甄選節目時對音樂“深度”上的孜孜探索，更有意於在節目的“廣度”上有所開拓。比如此次入選並作為開場首秀的《川江號子》，就是上海市民們很難有機會親身體驗的一種原生態表演——也許你在電視節目裡看過、聽過那種改編成流行樂版本的“川江號子”，但真正看到十幾個巴蜀漢子在完全沒有器樂伴奏的情況下，光靠一支口口相傳的“太陽出來照上坡喲，喊起那號子把船拖喲……”，就把那種人與自然搏鬥所迸發出的力量與自信演繹得淋漓盡致，那種感覺完全是震撼人心的。“我從小在江邊長大，幼時就聽著這一聲聲的吆喝，有一天路過一幢大樓忽然聽到這熟悉的旋律，一下子覺得渾身充滿瞭力量，這種傳承是來自血液中的，我根本無法拒絕。”說起自己當初如何參加到這支“川江號子傳承人合唱團”，看起來文氣甚至有些瘦弱的團員左朗表示，正是這種原生態的“力量感”吸引瞭自己。
對於土生土長的60後重慶人左朗，說起“川江號子”的歷史來簡直如數傢珍。左朗介紹說，自古巴蜀境內山巒重疊、江河縱橫、交通不便，所以貨物流通、客運往來都需要木船載客運貨，而這一帶航道曲折，山勢險峻，水急灘多，全程水位落差較大，特別是經險要的三峽出渝，船工們舉步維艱。川江號子正是在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下應運而生的。“在我們小時候，江邊還是有纖夫和船工的，當他們在江邊光著身子赤著腳一邊拉船一邊唱號子的時候，我們這些娃子們就圍在一邊起哄跟著唱，後來隨著時代變遷，峽江之畔漸漸就沒有瞭纖夫的身影，雖然早在2006年‘川江號子’就被評為首批國傢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那酣然暢快的調子卻早就在耳邊消失瞭。”科技在發展，有些傳統卻在慢慢消失，當年江邊的孩童左朗也長大成人、進入城市工作生活，慢慢忘記瞭那支古老的旋律。可是有一天，當他路過一幢大樓的時候，卻聽到從裡面傳來熟悉的調子。彼時的左朗在重慶市一傢市場管理公司做著文藝宣傳工作，但日復一日的城市生活顯然並沒有掩蓋住他內心深處的熱血與澎湃，這激昂的號子一下子就點燃瞭他心裡的激情，左朗當即尋著號子聲找進大樓，找到瞭這支正在訓練的合唱團。
而合唱團的領唱、國傢二級演員李靜濤還記得左朗初尋上門來的那一幕：“他推門進來就問，我可以加入你們麼？我看他文質彬彬的樣子，有些懷疑，但有感於他的熱情，就請他試著唱一唱，沒想到他一開口，嗨，還真是中氣十足、有腔有調！”原來，左朗也不是心血來潮，他的父母都是從事音樂相關工作的，自己從小到大也一直是文藝骨幹和積極分子，聲樂功底十分紮實。就這樣，左朗毛遂自薦地加入瞭川江號子傳承人合唱團，一邊做著本職工作，一邊利用業餘時間隨團隊訓練、演出。“我的單位和傢人都十分支持我，這是我們重慶人自己的文化遺產啊，可驕傲呢。”說起傢人的支持，左朗很是感懷，原來，在2012年他跟隨團隊去煙臺參加文化部群星獎的演出時，傢裡老父親正在病重住院，卻叮囑他千萬不要分心，一定要認真演出，把傢鄉的傳統文化好好展現給更多的人。而傢裡的女兒也成瞭他的粉絲，“隻要在傢裡附近的表演她都來看，還把和我拍的合影放在自己朋友圈上，她的朋友都給她點贊呢！”說到這個，左朗笑得十分滿足——對於一個父親來說，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得到女兒的崇拜瞭吧，能夠被青春期的女兒po到朋友圈炫耀，這簡直比得獎更讓他開懷。
如果說左朗作為一個真實聽過“川江號子”的中年人，他對這份文化傳承心有執念還算一種情懷，那麼團隊裡另一位90後男孩趙俊傑對這個“非遺項目”的愛好，真的就隻能用巴蜀漢子血液裡的遺傳基因來解釋瞭。說實話，這個穿著流行文化衫、留著超短鬢角+超厚劉海、耳朵裡塞著耳機的少年坐在我對面的時候，我心裡覺得他和非遺傳承什麼的真的有點不搭。但當我在臺上看到穿著草鞋、紮著發巾的少年與團隊裡的叔叔伯伯輩們一起用健壯的胳膊和豪邁的高吼展示力量和美的時候，竟覺得一點也不違和——所謂代代傳承不就是這樣麼？時代在變，流淌在血液中的傳統卻永遠不會斷。其實，趙俊傑與“川江號子”的遇見也是一種緣分，現在還是大二學生的他有一次被同學拉去看演出，“去之前也不知道是什麼，同學有票子，我以為大概是什麼演唱會就一起去瞭，結果那是一臺民樂演奏會，就是在那次，我第一次聽到和看到川江號子。”沒有任何原由，這個生於城市的少年就被那一聲聲悠遠的吆喝給吸引瞭，於是回去之後就在優酷上搜起瞭相關的演出視頻和紀實資料，越看越被那股子眾人合力“鬥險灘、搏激流、戰天塹”的激情感染，“真的很熱血啊！”從此之後，這位90後的耳機裡、音響裡就經常循環著川江號子的旋律，“也會有同學說受不瞭的，覺得這種音樂有點土，但我不覺得啊，我是真的覺得好聽，我覺得很燃啊！”
因為專業就是聲樂，在瞭解到“川江號子”已經成為非遺項目之後，趙俊傑找到瞭系裡的老師，表達瞭想要學習“川江號子”的願望。正巧老師的朋友就是川江號子傳承人合唱團的團長，於是就把趙俊傑推薦瞭過來。這位既有專業能力又高高壯壯的年輕人自然受到瞭團長的歡迎，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後，趙俊傑在大二這年正式加入瞭合唱團，成瞭團裡最年輕的一員，“就是船上打雜的小船工”，少年笑得開懷。而團裡的領唱李靜濤對小船工卻贊賞有加：“他還是個學生，學校又離得遠，每次我們排練，他都自費往返一百多公裡路來參加，從不缺席，一個年輕人對這個傳承項目有這樣的熱情和堅持，我特別感動，也特別驕傲！”而趙俊傑自己倒也十分實誠：“做不得不做的事情才需要堅持吧，我自己是很喜歡來訓練的，除瞭喜歡那種熱血與力量的感染力，其實川江號子還有一點很吸引我的，就是眾人合力的那種氛圍。”作為一名獨生子女，趙俊傑坦言，川江號子的表演形式再現瞭江上纖夫眾人合力戰天塹的團隊精神，這是自己之前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包括第一次正式上臺，其實我還蠻緊張的，但第一聲號子喊出來，聽見自己的聲音融進大夥兒的號子裡，一下子就感覺特別踏實，這種感覺特別好。”
據說，這支“川江號子傳承人合唱團”在獲得第八屆勃拉姆斯國際合唱比賽金獎及最佳民族特色單項獎的時候，現場的德國評委曾十分贊嘆地問：“中國的男人都是像你們這樣充滿力量的麼？”其實，有力量的不止是這些巴蜀漢子們，這支3000歲的古老調子從誕生的開始就擁有一種把眾人擰成一股繩的精神魔力，所以它傳唱至今，也必將生生不息地流傳下去。
融合，讓“文化化石”煥發新生
如果說“川江號子”以一種近乎原生態的狀態流傳3000年是一種傳承，來自白馬藏族的台灣電動床工廠姑娘達娃卓瑪和她的媽媽帶來的一曲非遺項目“白馬山歌”與流行音樂相結合的歌曲《牽手大熊貓》，則是展示瞭傳承民族文化的另一種可能。
正式演出之前，我就聽說這次雲桂川渝選送的節目大多是演員組合或者當地民族大學裡音樂舞蹈學院組建的學生團體，然而四川省選送的藏族姑娘卻帶瞭自傢阿媽同行。而在演出前的籌備活動中我也確實看到瞭那位藏族阿媽，她看起來並不是我們在藝術作品中常常看到的那種木訥淳樸的形象，反而和她的女兒一樣開朗時尚，整日裡穿著大紅外套背著mini雙肩包，隻有笑起來露出的一口特別整齊特別潔白的牙齒符合我心目中對藏人形象的符號化認知。因為節目單上也並沒有阿媽的名字，所以我幾乎以為她隻是個不放心女兒而一路跟來打醬油的傢屬罷瞭。然而正式演出的時候，這位白馬藏族的阿媽穿著一身“非典型性”藏族服裝甫一出場就讓人彈眼落睛，而阿媽一開口，滿場的觀眾都沸騰瞭——即使通過麥克風，也絲毫不能折損她那真正屬於高原的寬廣音域和高昂聲線，那聲音仿佛平地而起直上高梁，又徐徐繞梁緩緩鋪陳，高亢而不尖利，敞亮而不平乏，東藝偌大的音樂廳剎那間就被掌聲席卷瞭。阿媽用藏語唱完一句歌詞就徐徐下瞭場，把舞臺讓給瞭女兒達娃卓瑪，卓瑪用漢語繼續把這首創新藏歌《牽手大熊貓》唱完，然而直到一曲終瞭，還有不少觀眾在竊竊私語：“剛才那個阿媽為什麼不上來唱瞭呀？”以至於卓瑪當晚就半開玩笑地發瞭條朋友圈——“不開心，媽媽太受歡迎瞭，掌聲比我的多得多呢！”
玩笑歸玩笑，卓瑪說起媽媽來可是十分自豪的。原來，卓瑪的媽媽才是真正隱藏的高手，她正是白馬藏族的非遺項目“白馬山歌”的傳承人。而白馬藏族作為藏族中非常稀少的一支，不僅隻有兩萬族人，而且沒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像阿媽這樣的傳承人，如今已經是十分珍貴而稀少的存在。“就像我們的大熊貓啊。”卓瑪打趣道。作為藏族的分支，白馬人的服飾與我們常見的藏族人十分不同，以至於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卓瑪身穿全套民族服裝時，猜來猜去也沒猜到她竟是藏族姑娘，包括我。特別是卓瑪的頭飾，是個白色的寬簷平頂小氈帽，很像西方的禮帽，上面插著三根白色羽毛，非常特別。為什麼白馬藏族的氈帽要插白色尾羽呢？據卓瑪說，這裡面還有個傳說。故事發生在吐蕃王朝與唐王朝交戰時期的公元前6世紀，白馬藏兵與唐兵作戰中，有一次唐兵在深夜裡準備突襲藏兵，突然一群錦雞發出警鐘般的鳴叫聲，把藏兵們都驚醒瞭，於是化解瞭唐兵的突襲。從此後白馬藏族感激錦雞救瞭自己的命，祖祖輩輩們都把錦雞的白色羽毛插在氈帽上以表紀念，也表示吉祥。“其實呀，這三根羽毛也是有講究的。”這爽朗的藏族姑娘非常健談：“我們第一次在排練的時候，上海的主持人就好奇地摸瞭摸我的帽子和羽毛——哇，我當時就想，還好她是個女人哦！”原來，這帽子上的三根羽毛就代表瞭白馬姑娘們未婚的身份，如果小夥子遇到瞭仰慕的姑娘，摸一摸她的帽子就代表瞭告白心意，而如果在對方的默許下可以順利拔下一根羽毛，就代表可以娶走心愛的姑娘啦。“那走在路上豈不是很危險？”我和她開玩笑。“不會啊，歡迎上海的小夥子來拔我的羽毛，哈哈。”藏族的妹子們果然熱情爽朗。
作為一名90後，卓瑪的漢語非常流利，在她看來，民族文化的改變和融合並沒有什麼需要抗拒的，就像民族傳統在傳承的過程中既需要繼承也需要創新，“這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我們應該順應這種變化，但也不用刻意求變。”在卓瑪的認知中，藏族的文化在她媽媽這一代曾經歷過一些固步自封和抗拒漢化，缺乏溝通和交流的後果，最終帶來落後與貧窮。而有一陣子大傢又開始非常激進地追求漢化，把孩子送到鎮上的學校學習漢語，為孩子取漢族的名字以取得文化認同感，甚至一度因為自己是少數民族而感到自卑。“但這樣的做法也是不對的，所幸到瞭我們這個時代，大傢似乎找到瞭維護本族文化與外族文明之間的默契點，現在我們年輕的一代大多又取回瞭藏族名字，但也說漢語，心裡為自己是藏族人感到驕傲。”在卓瑪的回憶裡，以前媽媽總是追著她們姐妹學白馬山歌，“但我們都不願意，覺得老土啊，而且藏語唱出來很多人都聽不懂。”但是隨著國傢對優秀民族文化的重視和保護，“白馬山歌”申遺成功，成瞭藏族文化中一個珍貴的“活化石”，前來向卓瑪阿媽學習山歌的人一下子多瞭起來。四川省音樂傢協會還在白馬藏族集中生活的平武縣掛牌成立瞭“音樂創作表演基地”，不僅幫助保護原生態山歌，更是多次組織學者、音樂人前來采風、創作，力求讓“白馬山歌”唱出山寨，走向世界。這次卓瑪帶來“上海之春”的曲目《牽手大熊貓》就是創作基地中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
文化的開放帶來瞭思想的開放，像卓瑪這一代的白馬人已經能夠自由切換於藏、漢文化之間，很自然的，他們的觀念也非常先進與豁達。“其實很多人對我們藏族不那麼瞭解，甚至有錯誤的理解，漢族人也好，外國人也好，以前我們藏人是不高興的。”卓瑪說得十分率真：“有些所謂的藏族歌星，利用人們這種獵奇的心理，包裝自己，在國外用並不那麼正宗的音樂來代言藏族文化，像我媽媽這一輩的人就會很不認可。但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會覺得其實那樣也沒什麼不好，至少她為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吸引來瞭很多好奇和關註，這從另一面說也是一種傳播和弘揚，不是麼？”在卓瑪看來，不管是有爭議也好，還是懷著獵奇的心態也好，這些對民族文化而言都是一種宣傳途徑，“傳承最可怕的是，沒人知道，沒人喜歡，沒人關註。”而帶著這樣的心態，卓瑪和她的姐妹們與母親漸漸達成瞭一種共識，一方面她們也在母親的指導下學習“白馬山歌”，希望在自己這代人手中繼續把這項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一方面母親也要接受這個過程中的創新之舉，甚至幫助有願望在白馬山歌曲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創作的音樂人，共同將這個文化遺產發揚光大。而目前來看，一傢人的努力方向漸漸走向瞭一致，甚至形成瞭自己的特色：在卓瑪的很多“創新山歌”中，媽媽總是會擔任曲子開始的部分，用最正宗的“白馬山歌”為女兒起調，母女之間的轉承和諧而又默契十足——正如年輕的女兒即是母親過去的影子，又是母親延伸向未來的生命的延續，“白馬山歌”這個古老的民族瑰寶也在這樣的傳承下煥發出瞭新的活力與魅力。
架起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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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彝族姑娘龍義的初次見面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彼時她風塵仆仆剛來到上海，穿著最常見的那種風衣外套和牛仔褲，看起來疲憊，並且，平凡。當然，你我皆平凡，這不是什麼問題，但我私心裡總覺得那些站在舞臺上的歌者舞者們，總該在舉手投足間流露些許靈氣才是。但第二天我就被身穿彝族服裝的龍義驚艷到瞭，隻見她一身寶藍的長裙，衣襟和裙擺上綴著明麗的桃紅色滾邊，如此高飽和度的兩種顏色沖撞在一起卻半點不俗，反倒襯著她少數民族特有的黝黑膚色更顯風情；特別是頭飾上那一整簾密密的白銀珠串，配著胸前長串的如意狀白銀掛飾，稍稍一動便丁丁玲玲響成一片，真是靈氣逼人。這一刻我忽然懂瞭，所謂祖國地大物博，民族多姿多彩，還真是一句大寫實呢。
龍義此次帶來的節目是女子合唱《牧歌》，這個組合是由貴州民族大學音樂舞蹈學院的四個彝族姑娘組成，但龍義與其他三人不同，她算是她們的老師——雖然89年的她也很年輕，但因為在學校裡她幾乎是前幾屆中碩果僅存的彝族歌舞傳承人，所以當她畢業之後，系裡幾乎就沒有這方面的師資瞭，而偏偏又新招進瞭幾位彝族女孩，“如果我走瞭，她們就沒有人帶瞭”。為瞭讓本族的文化傳統能夠得到更好的傳播和發展，年輕的龍義就這麼剛畢業就留校，成瞭一名聲樂教師。“所以是彝族的人口很稀少麼？”畢竟剛接觸過隻有兩萬不到人口的白馬藏族，所以我有此一問，但龍義卻表示並非如此。原來，彝族是中國第六大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國西南的雲、貴、川三省，總人口約900多萬，算是龐大。但因為彝族多生活在山區，遠離城市，加上傳統觀念裡的重男輕女，所以彝族的女孩子能夠走出大山、走進大學校園的少之又少。“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堅持下去的原因，我就是我們整個山村裡唯一的女大學生，但我希望以後會有越來越多。”龍義關愛地看著身邊三個嘰嘰喳喳的小姑娘，與其說她是帶隊老師，不如說是個大姐姐。
事實上，龍義在傢裡也確實是個大姐姐，除她之外，傢裡還有四個弟弟，“所以我特別感激我的父母，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沒有剝奪我實現夢想的機會，讓我最終可以走出大山，現在更可以在大上海、在國際音樂節的舞臺上，把我們彝族的傳統文化展現給世界。”在龍義的記憶裡，自己從小就有一個想要走出大山的夢想，所以她堅持要讀書，要上學，而開明的父母也沒有反對——說到這裡你可能像我一樣懵懂，“堅持上學”為什麼父母要反對？龍義失笑道：“從小學開始，我每天凌晨就要從山裡的傢出發，步行兩小時到鎮裡的學校上學，冬天的一早天還是全黑的，用那種裝兩節大電池的手電筒照明都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山裡冬天雪厚，經常我走到學校，褲子從膝蓋以下直到鞋子都結冰瞭。”因為這個過程太艱苦，很多山裡的孩子讀到一半就輟學瞭，這也很平常，然後男孩子出門打工，女孩子回傢幹活、早早出嫁，多少年來山裡的人們都是這樣過的。但鎮上的讀書生涯卻讓龍義看到瞭山外更廣闊的世界，她因此做起瞭遙遠的夢：“那個時候鎮上的同學都有電視看嘛，見多識廣，聊天的時候就說到熱門的唱歌選秀、流行歌曲，都說民族歌曲很受歡迎，甚至在國外都很流行，比如唱藏族歌的薩頂頂啊韓紅啊，那我就想，我們彝族的民歌也十分動聽啊，好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讓它唱響世界。”
有瞭夢想，就有瞭方向。其實在很多少數民族中，“唱歌”自古便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另一種形式的“說話”，彝族也是，所以龍義從小就愛唱歌。有瞭這個夢想之後，每天上學放學的山路也變得不那麼艱難而漫長瞭，因為她可以唱歌啊。就這樣，從小學到中學，春天有歌聲伴著山花爛漫，冬天有歌聲抵禦風雪嚴寒，而龍義的歌喉在這樣的日積月累中也越練越出色。終於到瞭高中畢業，心意已定的她很快就把志願都鎖定在瞭音樂學院的民族聲樂專業和師范大學的藝術院系——這些專業對少數民族都有相應的優惠和補貼，傢裡在有四個男孩的情況下還支持她讀到高中已經十分勉強，她不想再給傢裡繼續增加負擔瞭。但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卻擺在眼前：當時當地對藝術生的招生政策不像上海北京等地是統一考試的，而是各院校都在同一時段集中招生，但每一所院校都獨立招考——也就是說，隻要報考一個學校，就要交一份報名費。“那個時候我記得每報一所學校就要150元報名費，為瞭錄取的希望大一些，大傢都想盡可能多報幾所學校，那個費用真的是蠻有壓力的。”對此，龍義一度想要放棄：“畢竟我父母已經盡力瞭，即使十分困難，他們也沒有逼我不要讀書，掙錢養傢。”但一直支持著她的父母又一次選擇瞭讓女兒把夢做下去，他們賣掉瞭一頭牛，這對農耕傢庭可是個不容易的決定，“大概賣瞭1800多元錢吧，加上我自己存瞭很多年的200元，一共2000元，我就靠著這個錢在城裡維持瞭一周——住最便宜的旅店，省下錢交報名費，最後我終於如願考上瞭貴州民族大學音樂舞蹈學院，所以今天我可以在這裡和你說話。”
因為自己走出大山的步履是如此艱難，龍義現在有瞭新的夢想——讓彝歌唱響世界的夢當然不會放棄，但那不一定是要由自己一個人去實現啊。如今的龍義作為學院裡唯一的彝族教師，隻希望能夠有越來越多的彝族女孩子飛出大山，走進大學，從自己的手中接過夢想的接力棒，然後像百靈鳥那樣飛到祖國各地、世界各方，讓彝歌的優美旋律和豐富的民族文化被更多人知道和喜愛——而自己願意做一座橋，架在大山與世界中間。看著眼前淳樸的女孩那因為有夢而格外明亮的眼睛，我深知自己最初那個“平凡”的判斷是多麼的草率而輕淺。她讓我想起之前和楊學進教授的對話——雖然眼前她倆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但誰知道今天的小百靈不是明天的金鳳凰？也是因為這場“魅力西南”，同樣出身彝族的楊學進回憶起自己當年懷裡揣著父親一個月的工資70元，隻身從雲南來到上海音樂學院，拜胡靖舫先生為師的那段經歷。“胡老師像慈母一樣教我，帶我，不為名，不為利，全心全意地引領我這個從大山裡來的小姑娘一步一步邁向藝術的美好境界。如今我也在上音做瞭老師，我知道對她最好的報答就是成為和她一樣的人。”
而在楊學進看來，“上海之春”此番以“魅力西南”拉開帷幕的“錦繡中華”系列，也正像是架起瞭一座文化的橋梁，“作為一個國際音樂節，我們不僅是在給民族文化以機會，引它們走向更廣闊的世界；同時這些古老、優美、神秘而又絢爛多姿的民族文化更是如繁花般妝點瞭上海之春，乃至豐富瞭中國文化，讓世界看到更加不同的中國。”
（本文將刊於2017年第6期《上海采風》雜志，配圖攝影：祖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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